朱民对话迈克尔·斯宾塞: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及挑战

 

2022417日,2022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全体大会召开,会议主题聚焦全球经济治理与金融合作开放。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对话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他们从刘易斯拐点理论出发,分别讨论了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及原因、面对改革的政策应对方法,以及全球经济金融走势,如全球经济基本面正在发生变化等,展望了全球化未来发展趋势,并提出应对建议。

 

朱民

        最近您有篇关于经典经济理论的文章提到“刘易斯拐点”。您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因劳动力供给已达顶峰,所以整个世界都处在刘易斯拐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再无廉价劳动力供应,也没有任何合理的生产力增长。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将放缓,并将进入新阶段,您称之为“制式转变”(笔者译,原文Regime Change),而我们必须提高生产力以应对新的增长阶段。您也强调了“全球”的概念。回顾历史,中国在2010年左右达到了刘易斯拐点,因当时中国的劳动力处于供应高峰,且经济增速正好在那一年开始放缓。现如今,中国的人口也将迎来近零增长,这将再度影响经济增速。我认为您的理论对中国和世界都很重要,有请您对这个理论做个解读。

迈克尔·斯宾塞

        一般来说在高增长的早期阶段,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将未充分利用的生产资源(主要是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和出口业,最终带动庞大的国内经济增长。总体而言,大多生产力的提高来自于将劳动力资源从低生产力部门转移到较高生产力部门,这个过程运行很完美,一直到未充分利用的劳动力供应开始耗尽,这就是刘易斯模型的基础所在,也是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理论。当劳动供给到达这一拐点,经济就将开始逐渐失去特定的增长动力,当然这种现象并不会像我们想象的立即发生。然后,取而代之的增长模式将依赖于整个经济中更加广泛的生产率增长。中国就是很好的例子,它平稳地完成了这种转变,有一些增速减缓与此相关,但幅度不大。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增长率一直令人瞩目。

 

        尽管还需更多工作及数据分析,但当把全球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看时,有两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是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多年,我们一直处于需求约束型增长,而在近期经济增长突然迅速地转变成供给约束型增长,其中部分与全球供应链中的不平衡、阻塞以及新冠疫情遗留问题有关。但从根本上说,我认为转变经济增长将取决于我们如何提高生产力和打破供给面。二是从大局看,近30年来我们已没有那么多剩余劳动力,并且扩展的速度和能力也存疑。我们还有比过去体量更大的全球经济,拥有成百上千万的新兴中产阶级消费者。

 

        回望过去30年,我们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其实一直在努力抵消通胀,持续地将发达经济体未充分利用的生产力不断向全球转移。一旦局部供给受限,这些转移了的生产力会被立即释放。

 

        所以,我的结论是需求约束的时代已基本结束。绝大多数曾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的人现在被称为新兴经济体或中产阶级消费者。需求的大幅增长已迫使供应产能急剧扩张,来保持低成本商品及可交易服务供应的流动,但距离同时期的峰值还差得远。我提出这是一种“制式转变”,我们将生活在一个老龄化的全球经济中,且具有较少的剩余劳动力和生产潜力。所以,我们的增长将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我认为目前最好的机会将是数字化转型,我们将面临罕见的通胀压力,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些转变不是暂时的,而是一种长期的转变。

朱民

        所以您认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难道我们就不能把其他地区的劳动力(如印度或非洲)纳入全球体系么?

迈克尔·斯宾塞

       理论上可以,但问题是远水救得了近火么?短期内能完全替代亚洲主要经济体、东亚经济体、甚至中国对全球经济那样的影响吗?所以,这是一个主观的判断。我可能是错的,但如果我们打赌,您认为非洲生产能力会像中国那样突然激增吗?也许会。这会对非洲发展非常有好处,但我不认为这会发生。从某种角度讲,印度倒是遵从了特殊的增长模式,或许是短期内增量生产能力的潜在来源。在我看来,印度的发展有些与众不同。

朱民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当中国到达刘易斯拐点时,廉价劳动力驱动的增长模式几乎不复存在,除非能找到其他剩余劳动力来填补空缺,或提高生产能力。但现在看,可能有一些潜力,但并不容易实现。因此,为支持全球增长,特别是提高生产力方面,需要做两件事:一是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我们需将以劳动力为基础的增长转变为以生产力为基础的增长。二是对于低收入和发展中国家,我们需知道是否能带来技术变革和生产能力以吸收剩余劳动力。但中等收入国家(如中国)如何才能进入以生产力为基础的增长模式?

迈克尔·斯宾塞

       简单来说,答案在于中国正在经历什么。中国已经成为多个领域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中国也大力投资人力资本以支撑这些技术的实施和部署。在企业活动的全球扩张中,特别是数字领域,中国占据极其重要的突出地位。如果用独角兽企业来衡量(估值为10亿美元或以上的私有公司),排名第一的是美国,第二就是中国。因此,我认为所有活动的总体影响对生产力增长和众多领域都非常有利,包括本土经济。

 

        我并非试图忽视我们通常谈到的那些困难和挑战,如债务积压、房地产问题、全球紧张局势等。但我认为有了非常活跃的经济为基础,可以带来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带动经济向高收入经济转型,这发生的几率很大。很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国家,它们对能长期提高生产力的要素投资,特别是人力资本的投资,与中国还相差甚远。因此,我对中国的数字化转型很乐观,我认为这些投资是十分必要的。

朱民

        根据您的经验和理论框架,当一个经济体从廉价劳动力增长模式转向生产力增长模式时,这是否意味着增长速度会放缓?例如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并不容易,而且服务业的生产力显然也低于制造业。

迈克尔·斯宾塞

       平均来看,是这样的。

朱民

        当越接近世界生产力边界值时,提高生产力就变得更具挑战性。想想三四十年前,我们当时离生产力边界值很远,而现在这是非常大的挑战。

迈克尔·斯宾塞

       我认为您是对的。有两点比较重要。中国在某些领域已经处于领先地位,包括数字领域。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乐观估计为3%(这基本上是在我们所说的模式上成长的,除非劳动力增加,否则不会有长期的生产力增长),尽管中国仍远高于这一水平,但中国的增长率正在趋同于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增长率(中国的增长率有升有降,但平均到十年周期中就是这样的趋势)。

 

        面对世界范围的生产力下降趋势,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技术工具来扭转这种趋势。人们对此有不同看法。我认为数字技术一旦被广泛应用,就有可能产生另一种生产力增长,尽管仍有待观察。这也将发生在中国,因为中国在建造、部署、适应和采用这些技术方面有突出表现。

 

        疫情促使了工作生活所依赖的数字技术的新一轮激增。但基本上您的观点是对的,中国经济增长慢下来的部分原因是结构改变,中国正转向生产力较低部门。经济减速是因为正接近生产力边界值,并且开始以发达经济体特有的速度增长。

朱民

      因此当经济体转向基于生产力的增长时,我认为技术投资是很重要的。您坚信技术将培育未来的生产力,需要投资于基础设施或者新基础设施,也投资于人力资本。

迈克尔·斯宾塞

        移动互联网已经扩展到全球约65亿人。一个由数字创新衍生出的服务消费者、商品和服务浪潮的广泛平台得到应用,这是基础设施中特别重要的因素。关于基础设施和市场,印度的故事在这方面很有趣。因为基础设施不完善数据流成本相当高,后来因为投资Reliance Jio(印度最大的电信运营商)等因素,在5年的时间里,印度大幅降低了数据成本,带动了互联网用户爆炸式增长,进而带动他们的数字创新开始成长。这看起来和中国的发展有点类似。

朱民

     所以构建政策框架和创业活动同等重要。营造支持创业的营商环境和创新商业模式,也是重要的支撑生产力增长因素,这一点非常重要。正如您提到的,纵观全局,从需求约束增长模式转向供给约束增长模型,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做更多政策层面的结构性改革,需要供给侧政策和改革,而不仅是新凯恩斯主义的支持总需求,这也非常重要。好在中国意识到了这种改变的重要,从几年前就开始了供给侧改革。您也提到当无限的劳动力耗尽时,工资将会增长,这将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能再解释一下吗?

迈克尔·斯宾塞

       这就是阿瑟·刘易斯爵士的担心。他认为增长的大部分回报都流向了资本所有者,而不是劳动力,但他也认为这种情况是不持久的。不断有证据表明劳动力市场对个人和家庭的供给侧施加的影响开始变化。人们给它起了很多名字,比如“大辞职”。我们获得了更多的收入,我们发现人们退休的时间比预期的要早等。与过去相比,我认为劳动力份额将会上升。至少在发达国家,过去劳动力失去了很多权力,资本所有者总是可以选择去其他地方生产。我认为这种情况也在减少,也许至少它展示了与通货膨胀有关的不同的情况。至少在发达国家,从上一个通货膨胀结束以来,已过了近三十年,但我认为这种情况即将改变。

朱民

      所以低通货膨胀结束了,根本原因是工资将增加。您提到了非常有趣的一点,因为工资增长会导致中等收入者增加,导致总需求的增长。因此我们即将进入您所描述的新的发展制式,而我们必须明白这和以前的模式不同。

迈克尔·斯宾塞

       中国人口已经非常接近顶峰,人口金字塔看起来和其他国家一样呈现出老龄化,对年轻工人的需求将会很大。

朱民

      您提到了一个深刻而根本的问题,全球经济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这非常重要。叠加我们面临的所有波动,比如乌克兰危机等等,您是否担心通胀会进一步加剧?您认为我们在未来几年会陷入滞涨状态吗?

迈克尔·斯宾塞

       我不认为会到滞涨那个地步,但这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潜在风险。欧洲央行尚未做出经济衰退的预测,在货币政策方面还没有出现急刹车,我猜想他们是希望能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很可能会经历经济衰退并伴随相对较高的通货膨胀,因为我们以前有过高通胀。如今,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与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相关的通货膨胀。欧洲受到了显著影响,因为他们使用的绝大多数化石燃料都是进口的。大多数主要欧洲国家的通胀率已达到6%甚至更高。美国的通胀同欧洲类似,但更柔和,因为美国受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不大。我认为在将来,中央银行将试图找到一个中间点,试图不去猛踩刹车,因为这会产生一种滞胀的情况。但他们也不能任由通胀脱离预期而失控。因此,迫于通胀压力,他们可能会被迫制造一个相当大的经济放缓。那么,我们是否称之为滞胀,因为“滞胀”这个词,有一种“长期”的内涵。

朱民

        谈到央行落后于曲线,有人认为这是暂时的。我认为您在早期并不认同这个观点,此前类似的经历证明此现象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

 

        全球密切关注美联储是否会采取强势行动应对通货膨胀。值得注意的是,欧洲通货膨胀率已突破6%,达到8%-9%,美联储很可能会通过强势缩表和临时加息控制通货膨胀,这将导致经济增长大幅放缓。另一方面,由于央行落后于曲线,并受到乌克兰危机的影响,军费、安全开支增加,食品、能源价格上涨,央行可能难以采取必要的行动。此外,企业部门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会优先考虑安全性、稳定性,而不是如同以往优先扩大利润、降低成本。

 

        新冠疫情后财政空间变得极为有限,例如美国在过去两年的预算赤字增长15%并达到峰值,因此货币政策调整显得尤为重要。在紧缩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之间,央行很难抉择,很可能继续拖延并保持流动性,因而通货膨胀率将继续处于高位。

迈克尔·斯宾塞

       我同意您的说法。世界各国在向多元化发展,需更多考虑安全问题。尽管过去存在供应短缺、价格剧烈波动等问题,但影响相对短暂,全球经济很少停滞。近年来,气候变化的频率和强度不断提升,全球冲突和流行病等冲击扰乱市场开放,供应链、需求链风险逐步提升。由于各类风险因素并不相关,需通过多样化方式加以应对,这会付出昂贵代价。同时我们要去应对您所提到的通胀压力。

朱民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多样化增加了成本,世界变局大幅提升了包括劳动力、原材料、多样化等类别在内的成本,推动价格上涨、挤压利润空间,导致生产力下降、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

迈克尔·斯宾塞

       是的。尽管长期来看生产力有增长潜力,但在短期内公司普遍面临成本上涨的影响。大多数公司有能力应对、甚至吸收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影响,导致成本侧通胀通过公司传导至商品价格上涨,从而引发全面通胀。

朱民

      实体行业面临相当高的波动风险,正在以相当缓慢的节奏进行变化与调整。而金融领域的变化则较为剧烈,从接近于零的利率水平和净资产回报率以及长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就可见一斑。您认为受通胀压力、地缘风险等因素影响,金融市场近期会有较大调整吗?

迈克尔·斯宾塞

       会有一定的变化。目前全球流动性变化不同以往,央行主要依赖调整资产定价作为调解工具。通常来讲,通胀持续处于高位后资产市场表现下降,会导致流动性下降。受疫情影响,全球很多国家正面临高主权债务水平引发的问题。

朱民

      主权债务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公共债务急剧增加,但由于零利率政策的实施,以GDP占比计的利息支出增长实际相当缓慢。当实际利率发生变化时,名义利率也会变化。未来是否会发生债务危机?

迈克尔·斯宾塞

       不确定。摆脱债务压力需要名义增长,而通货膨胀实现了名义增长,帮助减少了一部分主权债务的实际负债,虽然还不明确如何去计量。

朱民

      您提出的基于刘易斯拐点的理论实际上蕴涵着全球化概念,全球化会放缓吗?若全球进入新的经济制式,对全球化将带来什么影响?

迈克尔·斯宾塞

       这取决于对全球化概念的界定,这种转变并不一定意味着去全球化。尽管存在供给约束等问题,多样化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全球化。真正的去全球化是指全球技术流动的阻碍和破坏。应对可持续性危机的先决条件是技术可以自由和公开地在全球流动,而全球紧张的局势和政策变化扰乱全球化进程。过去四十年间新兴经济体购买力整体较低,商品流入和货物流出相对一致。现在情况发生了改变,新兴经济体已拥有巨大购买力,有能力形成内循环。例如中国可以吸收相当于自身生产数量的产品,全球化模式便发生了改变。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发展过程带来全球经济格局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闲置生产能力相对于需求规模的减少。而全球经济的开放程度取决于参与者保持开放的决心。因此,风险往往体现在国家个体繁荣和全球繁荣的取舍之中,需确保各国不会单打独斗,这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应该特别重视的问题。

朱民

      感谢您传递的深刻思想。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大的变局。制度方面,全球正在从廉价劳动力增长模式转向生产力驱动的增长模式,从需求约束型增长转向供给约束型增长。政策也需要更多地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重组改革、以及结构性改革倾斜。改革过程伴随通胀压力和管理挑战,取得平稳过渡并不容易,但这种转变并不一定违背全球化。目前的政治干扰不利于发展,尤其要小心通胀风险和央行边际政策风险。全球合作需要全球领导人共同努力,确保世界各国继续保持强劲的生产力增长和经济增长。

迈克尔·斯宾塞

       我认为,所有国家和人民都应该理解这一点的重要性,从长远来看,这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我认为中国一直在引领这一政策,已经表达了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我希望美国也持同样的观点,尽管美国自身也面临一定的风险,但总体而言我试着对未来保持清醒且乐观。

 

 

 

全球财富管理论坛

全球财富管理论坛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为顺应全球资产管理行业发展与中国资产管理行业转型需求,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联合发起成立的一个国际性交流平台组织,论坛旨在构建一个汇聚全球资产拥有者和管理者、监管部门和市场代表的长期对话沟通平台,为国内外资产管理机构搭建交流与合作的桥梁。

 

2022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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