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一些经济体的宽松货币政策叠加地缘政治冲突和逆全球化等因素，导致全球通胀高企。美联储于今年3月开启了加息进程，这无疑将对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全球金融稳定带来挑战。全球财富管理论坛(GAMF)与CFA协会(CFA Institute)于近日联合举行线上闭门会议，邀请中外资深专家学者围绕通胀形势与美联储政策目标、加息的外溢效应、全球金融稳定及未来经济增长前景等话题进行圆桌交流。
参会的中方嘉宾包括GAMF理事长、中国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胡晓炼，国务院参事、中国银保监会原副主席王兆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外方嘉宾包括美联储原副主席Don Kohn，IMF原首席经济学家、CFA协会系统性风险委员会联席主席Simon Johnson，CFA协会首席执行官兼总裁Margaret Franklin。GAMF秘书长刘喜元与CFA协会中国区总经理张一作开场发言。会议由南方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周皓主持。
以下为会议详情。
当前，多重因素叠加，使得全球通胀持续处于高位，美联储以2%为通胀目标开启了加息进程。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外溢性和目标可行性等发表了看法。
Don Kohn认为，因疫情导致的供应链中断、俄乌冲突导致的全球粮食与能源价格飙升，造成美国经济出现供给紧缩的局面，而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引发的强劲需求使国内劳动力市场趋紧，造成工资与物价的上升压力，进而国内通胀维持在高位。他判断，美联储在后续两次议息会议上会各加息50个基点，而后根据对市场产生的影响以及通胀的变化决定后续加息节奏。
胡晓炼指出，本次通胀的爆发是客观因素、人为政策及地缘政治风险等多个因素叠加的结果，多重因素造成的通胀无法靠单一的货币政策工具来解决。此前，为应对疫情影响，主要发达经济体过去三年的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这种短期内大量的货币宽松形成了当前通胀的温床。此外，一系列“逆全球化”的政策也推升了各项交易成本。叠加近期爆发的俄乌冲突，直接推升全球粮食、能源价格。她认为，仅靠主要国家货币当局的紧缩性政策无法彻底将通胀控制在目标范围内，需要各国政治家及政府积极作为，在政治层面化解诸多风险，以市场化手段调整优化产业布局，才有可能真正降低通胀。
王兆星指出，由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属性，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存在双向传导特性，所以美联储将政策制定框架局限于美国国内是不够的，美联储在执行其货币政策时需要全盘考虑全球经济金融的安全稳定。
关于美联储将国内通胀控制在2%这一目标，Don Kohn表示，美联储曾从学术角度考虑过将通胀目标设定在3%~4%，但鉴于国会对物价稳定的要求，以及美国民众对通胀这一概念的厌恶情绪，所以本轮加息将通胀目标设定在2%，然而为使经济实现“软着陆”，美联储可能会视情况拉长实现该目标的时间周期。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美联储加息对不同经济体存在不同程度的外溢效应，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冲击更大，所带来的风险因素值得关注。
楼继伟表示，当前全球正面临越来越多的结构性因素挑战，各地区间不同的结构性因素又存在极大的周期性错位，全球化也面临撕裂。这使得美联储赖以发挥作用的全球资金自由流动的局面受到冲击，美联储政策的外溢效应在降低。
Simon Johnson认为，由于俄乌冲突、发达经济体加息等多重外部冲击叠加，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通胀问题十分严重，跨境金融风险也迅速加大。本轮美联储加息对相对缺乏政策空间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其影响可能将超出预期。
胡晓炼认为，新兴经济体当前正面临三大风险：一是本币汇率贬值，二是资本外流，三是进口能源、食品等价格大涨。美联储加息将加剧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进一步增加新兴经济体债务违约风险，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关注并采取相应措施。
王兆星从全球金融稳定角度阐释了对美联储加息外溢效应的看法。他认为，当前全球金融稳定面临的情况十分复杂，挑战更加严峻，具体有以下六个特征：高债务与高通胀并存、高通胀与弱增长并存、高成本与弱需求并存、供应链断裂与运输链受阻并存、实体经济循环不畅与泡沫化的资本市场及房地产市场并存、各国经济周期与各国货币政策错位并存。以上因素叠加，可能形成共振并对金融稳定造成巨大冲击，甚至可能引发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同时也令各国货币当局在进行货币、汇率、利率等政策调整过程中陷入“两难”的境地。
王一鸣认为，对不同经济体而言，美联储本轮加息的外溢效应各有不同。低收入和发展中经济体主要面临粮食、能源价格大幅上升的压力，这些经济体的政策需要考虑如何尽快控制物价上涨。对于美国、欧洲这些发达经济体，除了控制物价上涨以外，还要避免出现工资和物价的螺旋攀升。对中国而言，物价上涨尚不严重，而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货币政策尚需适当增大力度。目前中国自主的货币政策仍有空间，汇率弹性有所增强，美联储加息的外溢影响总体可控。
Margaret Franklin则分享了她对当下市场的观察，在去全球化、新冠疫情、俄乌冲突情形下，资本流动受到影响，供应链紧张加剧，主权债务违约可能性上升。她表示，我们正处于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市场倾向于将资产转向相对安全的领域，在此过程中，新兴市场国家将受到较大影响。
高企的主权债务、居高不下的通胀以及美联储加息的外溢效应等因素使得全球经济面临的系统性风险上升，对于如何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与会专家从不同维度发表了看法。
王兆星从各国货币当局的政策配合方面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各主要国家应提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透明度，增强政策及其影响的可预见性；第二，新兴经济体应加强对资本流动和债务风险的监测，同时加强资本流动相关监管，必要时可采取有效的资本管控措施以稳定国内金融及汇率；第三，完善流动性互助机制，共同维护国际金融体系正常运行；第四，加强主要国家货币当局沟通协作，加强货币政策及金融监管当局间的协调。
关于缓解新兴经济体债务违约风险，胡晓炼提出了以下两点建议：第一，国际金融组织、双边债权人及商业债权人三方共同努力，妥善处理好新兴经济体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问题；第二，优化机制建设，国际金融组织扮演劣后债权人角色并承担主要投资风险，带动商业资金通过混合融资的方式投向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增加发展投入，缓解债务负担。
Don Kohn则建议：一是采取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一揽子政策计划，例如通过金融稳定委员会、国际清算银行和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组织，积极加强国际金融行业交流，共建可落地的全球化金融体系及相关标准。二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国际清算银行携手，持续同全球各类开发性银行密切合作，致力于解决诸如拉美与非洲的债务危机等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各项困难，通过多种方式帮助新兴经济体建立更加稳健的政策框架，促进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危机后的经济复苏。
与会专家认为，从全球来看，今年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对中国而言，经济基本面向好趋势未变，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中国经济将强劲反弹。
关于2022年下半年全球经济走势，王一鸣做出以下三点判断：第一，俄乌冲突走势仍高度不确定，将是影响下半年全球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第二，美联储加息周期仍将持续，其外溢效应将持续影响全球经济；第三，人口老龄化、收入差距扩大、全球经济分裂等长期性因素的叠加影响，意味着全球经济难以摆脱低增长局面。国际组织纷纷下调了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包括主要经济体在内的全球经济将在2022年的下半年面临较大下行压力。
对于中国经济下半年展望，楼继伟认为，中国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即使在外部冲击下，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依然较小，甚至具备发达经济体的汇率特征。此外，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备广泛的经济联系，供应链、产业链之间的联系难以动摇。他表示，当下中国经济的问题根源在于信心，如果疫情尽早企稳、放开相关管控，将极大提振今年中国经济复苏的信心，中国经济也将较快地大幅度反弹。
王一鸣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主要来自疫情影响，若6月初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消费将迅速回暖，供应链将随之畅通，生产加快恢复，出口也将得到改善，那么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较快回升。
Don Kohn认为，中国今年上半年的处境与2020年疫情初期美国的处境存在相同之处，疫情一旦受控，随着供给与需求被同时释放，经济一定会迅速反弹。但基于美国的经验，此时应特别注意对刺激性货币政策在节奏与程度上的把握，避免扩张过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