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富:全球大动荡时期,应关注我国内在结构性调整对金融体系的冲击

近日,全球财富管理论坛(GAMF)举办“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与未来应对”专题研讨会,邀请中外专家学者、市场机构代表、相关政府部门领导共同交流探讨,为当前形势下的外部风险形势研判和应对策略提供决策参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陈道富出席会议并进行点评发言。

 

陈道富认为,金融危机是金融功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金融危机打破了市场的普遍共识以及原有利益的锁定机制。陈道富指出,全球宏观经济荡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和脆弱国家,同时,金融危机发生的震源往往来自于经济、社会、政治等非金融领域,金融危机是纠正认知和结构的过程,是破坏掉原有利益锁定的过程。关于我国的金融风险应对问题,陈道富建议,在全球大动荡时期,需结合中国自身经济金融运行逻辑和机制,重点关注内在结构性调整对金融体系的冲击。

一、对金融危机的两个观察

观察金融危机,比较直接的方式是分析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过程,包括原因,机制和应对等。这方面已有很多很好的理论解释,这次的诺贝尔奖更是奖励给在这方面研究的三位学者。但如果不再就金融危机研究金融危机,从更长时间的视野,从金融功能的实现机制观察金融危机,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金融危机是金融功能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或者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即明斯基的金融内在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一套有效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机制,应该是与其所服务的实体经济,所在地域的文化和政治高度适应的。或者说,从演化的角度,金融通过吸引放大与所处环境、所服务对象相适应的制度、机制和产品等,强化一致性,并通过排斥弱化与当前环境、服务对象不一致的制度、机制和产品,甚至包括通过考核机制剔除与此不一致的机构、人员。当金融体制适应环境时选择的制度、机制,通过“理所当然”被视而不见了,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尤其是发生了结构性底层逻辑的变化,金融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些可以降低交易费用的预设、信仰和标签,引发金融市场的价格和流动性巨幅、同时性调整,金融体系发生结构性调整,以反映、重新适应新的底层逻辑和外部环境。金融危机就是这种结构性裂变、重新适应的过程。

从金融危机的内在根源看,金融危机可能与打破市场的普遍共识和利益锁定机制有关,是结构裂变和认知深度调整的反映。金融是创造和使用人类普遍信任载体的过程,借助信任载体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合作效率。但信任载体化容易成为信仰,从而过犹不及。从微观机制观察,金融主要是通过发现价值形成价格凝聚共识,整合资源实现聚散转化并按照金融主导的标准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金融危机往往与市场发生的较深层次的结构裂变和认知调整,特别是认知盲区有关。当金融市场的确定性消失后,大家重新寻找确定性。这就是金融再调整的过程,而金融危机反映了这种过程。这种调整过程是痛苦的,但从金融功能的实现、认知的突破和原有利益锁定机制被打破的角度来看,这可能也是市场发挥作用的机制。另一个角度,关键节点的坍塌是结构裂变的集中体现,守护关键节点有助于维护原有结构的稳定,但认知、功能和结构的转变可能是深层次的根源,标本可能需要兼治,固本和驱邪需要兼顾。

二、当前全球宏观经济金融震荡有两个特点

第一,震荡主要发生在两极,即脆弱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脆弱国家如斯里兰卡,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的股市和欧洲、日本的汇市、债市等。

第二,震源不是直接来自于金融体系,而是经济、社会、政治和金融上的巨大撕裂和变革。这是一个大撕裂、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因此这次全球波动的产生不一定直接来源于金融体系或金融自身,可能是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变化在金融体系上的映射。因此,观察全球波动时,要将技术、经济、社会、政治与金融放在一起,形成大循环来看待这次的全球变局与动荡。金融危机可能不会从银行、货币、资本市场等传统的领域里直接产生,它来源于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变革。

当全球范围内的确定性被破坏以后,就会在金融市场里反映出来,进而反映出大量的认知盲区。金融危机是纠正认知和结构的过程,是破坏掉原有利益锁定的过程。

三、中国金融风险有其特殊性

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发生西方典型的系统性金融危机,或是说,发生以价格和市场出清为主要特征的金融市场大幅调整。中国的金融波动更多地是通过行政干预、数量配给,甚至通过市场的萎缩和流动性的丧失,来实现资源的再整合过程。这种调整方式,可能是中国金融危机特有的表现形式,是“中国式”的。

中国金融的运行并非完全市场化的,宏观上有更紧密的统筹协调,微观上有更多的环节和渠道使得金融调节以另外一种方式发生。在中国的“大一统”时期,财政和金融曾经是一体的。现在形成了以发改委的规划为主导,货币含金融与财政相互配合协调的统一宏观管理框架,重新从两个钱袋子的角度看待财政和货币问题。在微观的金融运行上,我国金融体系主要借助外部信任,通过国有金融机构、国家信用和行业指导,以及国有企业等创设、运转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信任载体,通过房地产等抵押物的信用推动信用的扩张和流转,还没有完全建立起基于客户主体能力和交易行为信用的内在信任体系。我国政府在处置风险时,更多采取行政手段,诸如兼并、重组、政府参与经营等方式,使我国金融调整和运作与西方不尽相同。

因此,在中国谈金融危机,要结合中国的这些特殊性,其表现形式不同,系统性风险的根源和基础不同,应对重点也会不同。国际社会时不时有“中国崩溃论”出现,但中国最终都顺利渡过,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金融运行、管理和风险应对的底层逻辑不太一致。国家信用和物的信用是信任的基础,全过程全领域的全方位监测、调整和干预是完全不一致的调节逻辑。

近年,中国的金融市场更加开放,在资金上与世界的“金融大海”已有越来越广泛和密切的直接联系。中国在金融风险处置上,引入了更加市场化的因素,并采取了越来越多的主动和及时风险暴露的方法来应对风险,使得金融风险的外在表现具备了西方的一些特点。当然,三年风险攻坚战和定点爆破、提升金融韧性后,金融体系自身的静态风险应对能力有所上升,在当前情况下,中国除了在金融体系里找风险以外,应更多地关注经济和其他领域。最近热议的房地产、地方债、城投公司、中小银行、信托、理财等国内金融领域诸多变化,正好与最近全球大撕裂、大变革和大动荡时期叠加,因此我们要更加关注在全球大动荡时期,中国内在结构性调整给金融体系带来的冲击。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论坛立场。
文字整理:许雪
责任编辑:杨斯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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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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