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及未来应对

2022年10月22日，全球财富管理论坛(GAMF)举办了“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及未来应对”专题研讨，GAMF理事长、中国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出席会议并作总结发言。香港交易所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出席会议并作主题发言。GAMF总干事、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IMF原副总裁、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朱民，光大集团副总经理王毅作点评发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花旗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余向荣等专家出席会议并作讨论发言。

当前，世界经济环境与国际金融形势高度不确定，全球通胀高烧未退，俄乌危机升温。美联储快速加息导致美元汇率走强，一些非美货币汇率大幅贬值；欧洲央行及其他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央行在抑通胀和防风险间面临艰难平衡；国际资本市场动荡加剧，英国养老金和瑞士信贷在市场大幅震荡中暴露出风险。与此同时，全球一些地区可能面临衰退风险。

楼继伟指出，第一，金融危机并非市场经济体制的专利；第二，通过对美国、日本、欧洲、亚洲等国家及地区曾发生过的金融危机进行分析，表面诱因各不相同，但危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通常与各国经济金融的结构性问题相关；第三，当前全球性潜在危机主要会通过实体领域向中国传导，防范化解危机的关键在于解决好中国的内部问题。基于上述情况，楼继伟建议，我国当前应主要解决内部问题，加大“三保”支持力度以缓解疫情冲击导致的人口失业、积极的财政政策精准对接实体经济需求、努力控制财政杠杆率的上升以及尽快摆脱依靠行政手段管控房地产领域的经营。

李剑阁指出，金融危机和经济发展是相伴而生的，经济体制的不同其表现形式各异，但不可能被完全消灭；其次，基于过往经验的学术研究虽然无法对危机进行准确预测，但确实能在危机发生后对症下药，尽量降低危机影响。李剑阁认为，对于我国而言，当金融危机再次来临时，不能继续过度依赖行政手段，要真正发挥市场应对危机时的决定性作用。李剑阁指出，要认识到“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一项全局性工作，应从体制层面而非技术层面解决这个问题。

朱民认为，讨论金融危机这一话题，首先要结合现实环境对危机进行定义，因为金融危机的形态是在不断演变的，应对危机的关键在于找到危机发生的实体经济根源，从而把握住危机背后的传导脉络。在对危机进行清晰定义之后，就要对危机进行定性分析。朱民指出，当金融危机来临时，判断救与不救的主要标准，在于需要鉴别是流动性危机还是资不抵债的破产性危机。同时，朱民认为，要警惕危机的溢出效应，理解危机和救助的传导机制。这样才能找到效果最好、成本最低的应对方法，上述工作对信息的透明度和监管的穿透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随着金融体系越来越复杂，金融危机的理论研究也要进一步向前推进，包括危机的关联性理论、溢出效应理论、系统重要性定义等。

黄益平认为，中国是新兴市场国家中少数几个没有发生过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国家，这主要得益于过去的高增长和政府兜底。但这些做法的行政性较强，未来能否持续尚不确定。黄益平建议，目前我国以构建监管、财政、央行协同的国家金融安全网的政策方向十分清晰，但对于及时甄别、化解金融风险等还需要做出统筹安排。

朱宁认为，随着实体经济的金融化趋势不断加强，金融危机的内涵已不再局限于资产价格的急剧下跌，“资产”概念本身已发生重大变化，预防危机变得非常困难。朱宁指出，本轮潜在危机将具备很多新的特征：比如劳动力的整体紧张和物价水平的螺旋上升，导致通胀水平居高不下；长期低利率环境下养老金不断加杠杆投资高风险资产，导致流动性枯竭；金融危机泛化、扩大化，以经济危机或政治危机的形式呈现等等。信心、预期和风险偏是影响金融市场与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为稳定金融行业信心，朱宁建议：一是要在平稳危机后进行结构性改革；二是要防范道德风险；三是要关注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的变化，通过沙盒实验等方式，尽可能提出稳健的应对措施和调整方案。

管涛认为，由于前期全球货币当局史无前例的刺激措施，导致当前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显著加大，全球金融风险呈现出“点多、面广”的特征，由于当前主要经济体的政策空间闭塞，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升级，央行信誉严重受损，危机严重程度甚至可能超过2008年。为应对当前严峻形势，管涛建议，需要治本之策与应急措施共同发力。宏观层面：一是更加高效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二是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灵活性。三是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做好应对预案。四是要加强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微观方面：个人投资者要降低回报预期，相关企业和机构要加强控制对外风险敞口。

黄海洲指出，今年三位经济学家的前瞻性研究为2008年那场金融危机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对危机的影响起到了缓释作用，结合当下环境，值得对这一现象深入解读。黄海洲认为，当前全球通胀高企，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强力加息，对未来经济增长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今年全球股市都有比较大的调整，汇市则呈现出“美元一币超强、其他国家货币普遍承压”的局面。黄海洲认为，如果经济进一步下滑，可能会引发区域性金融危机，但发生全球性大危机、大萧条的可能性并不大，但仍需警惕发达国家的股市风险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危机。

陈道富认为，金融危机是金融功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金融危机打破了市场的普遍共识以及原有利益的锁定机制。陈道富指出，全球宏观经济震荡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和脆弱国家，同时，金融危机发生的震源往往来自于经济、社会、政治等非金融领域，金融危机是纠正认知和结构的过程，是破坏掉原有利益锁定的过程。关于我国的金融风险应对问题，陈道富建议，在全球大动荡时期，需结合中国自身经济金融运行逻辑和机制，重点关注内在结构性调整对金融体系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