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耀斌：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全球财富管理论坛2023年会于3月18~19日在北京隆重召开。本次年会以“高水平开放应对全球变局”为主题，邀请国内外政府及监管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金融机构领袖、专家学者及行业机构代表，聚焦当前全球经济金融领域的热点议题及机遇挑战，展开深入探讨，分享真知灼见，展望前沿趋势，为经济金融领域的开放、合作及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耀斌出席年会并作主旨发言。

史耀斌表示，中国正努力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等挑战，中国采取稳中求进策略应对国内国际大局。中国将一方面坚持经济全球化，另一方面努力追求自身发展，为全球稳定做出积极贡献。中国将加强四个方面工作：第一，稳定国内大循环，增强内生动力。一是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二是加快科技创新，助力自立自强；三是全面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四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第二， 畅渠道，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是加强制度型开放顶层设计；二是完善负面清单制度，更好厘清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三是与国际市场对接规则、协调规制；四是加大财税帮扶力度。第三，强动力，推进重点领域对外开放。一是加强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二是坚决遏制金融服务业等领域垄断格局；三是配套构建中国特色重点领域治理框架。四是促活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全球治理朝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一是积极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二是加强参与国际循环支撑体系建设；三是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国际税收改革和全球税收治理，以及推进加入CPTPP和DEPA等合作协定。中国将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作用，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全球财富管理论坛2023年会上的发言

史  耀  斌

尊敬的楼继伟理事长，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

非常高兴参加全球财富管理论坛2023年会。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作为全球性智库组织，在推动经济金融领域的国际间对话，打造常态化的对话沟通平台，增进理解互信、互利合作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前，我们正在历经“大变局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加主动、更为安全的对外开放，是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方向，更是在“大变局时代”下为“光明前景”凝聚更多确定性的重要力量。今年年会将这两个关键词融合到一起，设定了“以高水平开放应对全球变局”主题，意义非凡。在此，我与大家分享三个方面的体会。

一、对外开放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是促进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目睹了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的强劲动力，亲眼见证了打开国门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发展红利。我们坚信“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推动外部循环转变，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从“引进来”为主变为“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从扩大出口变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从沿海局部地区开放变为整体开放；从货物贸易为主变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从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主变为参与甚至引领投资和贸易规则制定。2022 年，中国已经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连续第6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中国服务贸易额自2014到2021年连续8年稳居全球第二，利用外资规模多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2019 年中国居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2022 年保持在1.2万美元以上。同时，对外开放也让世界共享了中国自身发展的巨大红利。2013 年至 2021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8.6%，超过G7国家贡献率的总和。

新冠疫情爆发后，在全球经贸环境动荡的大背景下，中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复工复产，采取有力措施稳定生产和出口，生产总体稳定、出口表现强劲，为各国提供物美价廉的工业制成品，促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发挥超大市场规模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改善国际供求关系、促进全球经贸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

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强有力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居民总体消费规模持续扩大、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工业化、城镇化持续推进，为世界产业新技术的变革、孵化和进步，以及经济新动能的产生、应用和发展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全球变局对全球治理体系提出新挑战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从高潮转向低潮，地缘政治冲突愈演愈烈，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速放缓，大国“夺链”博弈加剧，脱钩断链暗潮汹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布局由成本至上转向成本、市场、安全等多因素并重，大国博弈驱动国际分工秩序重构，为世界经济发展增添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从国际上看，全球治理体系难以适应发展需要。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二战后形成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和很大程度上，这一全球治理体系维护了世界的和平和发展。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失衡、全球贫富差距扩大，民粹主义浪潮兴起，冷战思维重新活跃，挑战了多边主义规则和包容性增长模式，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反向制约了生产力进步，造成全球变局。从本质上看，全球变局是世界范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适应的结果。以全球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为例，在现有框架下，世界各国的财政货币政策缺乏深层次沟通协调，特别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导致全球金融治理框架缺乏内在稳定性，全球经济因此遭受多次剧烈冲击。当下“高通胀”的阴影席卷全球，“全球加息潮”增加了国际市场对经济的悲观预期，全球债务水平维持在高位，美国的部门银行和西欧的部分银行已显现运转和信用难题，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已经陷入债务困境，制约了全球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实施空间，降低了宏观经济政策应对经济冲击和衰退的有效性。

从国内看，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孕育着可供世界借鉴的积极因素。以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为例，我们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发挥宏观调控职能，通过国务院金融稳定委员会、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和金融工作情况监督等诸多协同机制和方式方法，加强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宏观指导，促进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联动，使得财政能充分发挥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兼顾当前和长远目标，又使得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和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不透支未来，共同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如近年来针对中小微企业的扶助政策，既有财政贴息贷款、税收减免、延长税期、税制优化、转移支付等财政支持，又有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支持工具、支农支小再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绿色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虽然在很多方面还有优化空间，但两大政策大体保持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共同推动中国经济“锻长板、补短板”。2022 年底，中国政府法定债务负债率为 50%，处于世界较低水平；2022 年消费价格指数增长2%，处于合意水平。中国经济的恢复性发展得到有力支持和保障。

高水平对外开放就是要在正确研判国际、国内局势，预判未来发展前景的基础上，规划确认出对外开放的路径和方式，据以决策近期和中长期发展安排，将具体措施落到实处。

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当前，受国际政治经济局势持续动荡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国内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经济持续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面对全球变局，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善于化危为机，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一方面，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高效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中国经济的韧性。另一方面，在努力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为世界经济发展增加确定性，注入稳定剂，为全球稳定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我理解，未来关键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稳底盘，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国内大循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体；稳定国内经济基本盘，也是在稳定对外开放、开展国际循环的底盘。要努力扩大内需，在经济恢复发展中同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和意愿，逐步形成消费拉动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扩大有效投资，选好投资方向，发挥好政府投资和政策性金融等的作用，带动民间投资。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立足于强大的国内大循环，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以可持续的需求牵引优质有效的供给，以自主可控的供给满足创新引领的需求，着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潜力。

一是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通过人大预算审查监督等治理机制，充分发挥宏观经济治理政策的引导和统筹功能，深入推进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强化全口径审查和全过程监管，不断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确保重大战略、重大政策、重大改革举措贯彻落实。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科技、社会、区域等政策之间的协调联动，增强市场主体信心，增强具体政策的针对性、协同性、时效性和执行力，依法加强政府债务审查监督，促进经济总量平衡、结构优化、内外均衡、风险可控；二是加快科技创新和高水平自立自强，坚持把基础研究摆在更重要的位置，打通“科技-产业-金融”循环存在的堵点，提高发展质量、动力、活力和安全性；三是全面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做大做强集成电路、新能源等产业，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前瞻性布局未来产业新赛道，推动重点产业转型升级；四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有效释放中国作为超大经济体所蕴含的规模经济巨大空间，进一步推动国内市场高效运行。

第二，畅渠道，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畅通内外循环是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是打造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构建双循环畅通的发展格局要进一步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黏合度，着力打通影响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堵点，防止内外循环“脱钩”。

一是加强制度型开放顶层设计，与国家发展战略一体规划、一体推进，结合加强法治建设工作，研究推动国有资产综合立法，完善财政预算法律制度体系，推进税法典编纂，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体系立法研究，提高中国规制科学性，积极做好中国管理、中国规则、中国标准的发展规划，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二是完善负面清单制度，更好厘清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进一步破除制约贸易投资便利化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度参与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新评估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对标国际一流标准优化营商环境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打造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全面开放的新发展格局；三是与国际市场对接规则、协调规制，发展好自贸区和海南自贸港，发展新型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坚持渐进式的开放思维和以点带面的改革方式，发挥自贸区和自贸港“压力测试实验室”的作用，探索开放新举措，同时，努力为解决全球治理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提供更多制度型公共产品；四是加大财税帮扶力度，提高中国企业打入海外市场和供应链中高端的能力，提高参与和构筑全球供应链的主动权。依托“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重构，促进与沿线国家核心生产要素、区域优势资源、产业链上下游环节有效合作。深入挖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市场潜力，在 RCEP 框架下构建区域市场、生产网络和金融体系，适时推动协定升级。

第三，强动力，推进重点领域对外开放。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抓住抓稳新一轮生产革命的脉搏，加强金融服务业和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的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一是加强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进一步推动政府、科技公司、实体企业、金融机构等多方主体深度合作，打开数字领域国际合作新局面，优化数字化发展国内国际“两个环境”，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用足用好中国庞大的数据资源；二是坚决遏制金融服务业等领域垄断格局，推进相关行业向社会资本开放，营造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行业制度体系环境，深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提升产业和市场机构的国际竞争力，打造对外开放新格局，并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和创新网络，深化国际交流合作；三是配套构建中国特色重点领域治理框架，完善法律体系，做好对国际税收“双支柱”方案等在内的配套财税政策研究和试行，健全系统性风险评估、防范、预警和金融风险处置机制，特别注重对跨境资本流动方面短期“热钱”的监管，统筹扩大开放与维护安全。

第四，促活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已成为应对全球变局、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当务之急。一是进一步运用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BRICS)、东盟与中日韩(10+3)、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多边合作平台，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加大对全球发展倡议资源投入，提升对全球重大议题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二是加强参与标准、法律、物流、货币等领域国际循环支撑体系建设，特别是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有效改革，倡导多元储备货币方案；三是进一步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积极参与国际税收改革与全球税收治理，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努力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为国际合作注入更多活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的全球治理格局。

各位嘉宾：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我们要以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应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动完善和发展国际秩序规则，构建全球治理新格局。同时，“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一个内涵和外延持续深化拓展的概念，“全球变局”的外部环境也在持续变化。中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当着重深化拓展哪些领域、如何积极地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地应对世界变局、如何让“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国内和世界的发展提供更多动能、如何在全球化逆流中去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如何协调财政货币政策更好支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如何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全球治理新格局等，是我们今天的论坛、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需要深入研究探讨的，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加强理解、丰富拓展。

责任编辑：张逸君